本文是《中国咨询行业发展系列研究》的第六篇，也是整个系列中最具想象力的一篇。从风格上看这一篇与之前篇章以详实数据为基础和严谨论证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本篇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采用更加具有创新性，同时也是在全球范围内久经考验的方法。而能用好这个方法的前提，则是需要我们对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本质特点和内在结构有更深刻的理解。

　　当然对于本文的一些结论和判断，除了完全基于事实的部分外，大家也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系列对于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未来走向的设想，这些设想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也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不过其最终的正确性只能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如果您对这些设想和判断有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加微信与我们的交流（慎思君微信，Hello_SSX）。

　　经历了前面研究的铺陈，本篇终于迎来了对咨询行业的终极问题“中国管理咨询业的未来将会怎样？”的讨论。其实在本系列研究首篇中，我们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思考，所以这也是贯穿本系列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然而这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一点相信每一个研究过行业和市场，需要对未来趋势给出判断的咨询顾问和企业人士都深有体会。一个行业和市场将会走向何方，从现有的信息和逻辑来看，往往很难准确判断。而对于管理咨询这个边界模糊、主体分散且持续演变的特殊行业来说，做出这个判断更是难上加难。

　　虽然慎思行已经持续研究咨询行业长达9年，并且已经对其中一些规律有了比较深入地理解，但现实是我们手里也没有水晶球，无法一眼洞悉这个复杂行业的未来。当然我们也不准备采用常规方法来进行推测，因为就像咨询公司预测企业的业务增长很少准确一样，现实也从未屈从过简单的线性规律。

　　所以这次我们准备采用一个经典，但在巨变时刻颇为有效的方法来探索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未来，这就是情境分析法。关于这个方法有人熟悉，也有人会比较陌生，但实际上这个方法出现已有超过70年的历史，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帮助过不少世界知名企业，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需要明确的是，情境分析法并不是基于现在的情况直接推测未来，因为在未来原有的规律很可能会改变，所以以现在的基础和逻辑进行延伸，达不到有效预测未来的结果。

　　所以情境分析法的逻辑是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不如设想未来的一些极端可能性，然后通过构建一些相互关联的情境来呈现这些可能性，并通过这些可能情境的组合来呈现未来的图景。所以情景规划最终给出的是多种情境的组合，虽然这其中任何一种情境，都不太会以纯粹的形式在未来出现。但未来却比较可能是这其中某些情境的组合。考虑到这些情境是基于影响未来的关键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极端假设得出。所以如果情境分析对这些影响未来的关键因素做出了准确的判断，那么所构建的情境组合就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描绘出合理、连贯的图景，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说“对未来给出了判断”。

　　正如我们在中所述，在众多的行业中，管理咨询行业是极其特殊的，其结构分散且不断演化的特点，也决定了我们只有明确了行业中的主要群体的走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真正回答我们之前提出的行业未来走向的问题。

　　但在明确走向之前，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当前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市场现状。基于我们在中的研究，从机构性质来看中国管理咨询市场，外资咨询公司和内资咨询公司在市场规模上平分秋色，而从个体规模上大型咨询公司和中小型咨询机构也形成了两个特点各异，但大公司占据主导的市场。此外，我们还讨论了咨询公司的人效，因为人效既展现了客户愿意为咨询公司付出的价格，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咨询公司顾问的收入，从而影响了咨询公司的市场定位和长远发展，所以这也最终使得高人效咨询公司和低人效咨询公司形成了不同业务逻辑和能力水平的两个市场。所以，以咨询机构的性质、规模和人效这三个角度为基础，我们可以构建理解中国管理咨询市场的完整版图，而这个版图中的五个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则构成了推动中国咨询行业未来变化的核心力量：

　　大型外资咨询机构：整体规模巨大，品牌影响力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才，可以通过加大投入获得创新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以更高的效率和质量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这些公司由于体量巨大、受市场关注高，也容易成为舆论的目标，并进而更容易受到环境氛围变化的影响。

　　中小型外资咨询机构：规模较小，品牌影响有限，但是专业积累深厚，聚焦领域优势明显。虽然其资源有限，但是由于人才素质高，仍可以通过自身投入获得创新的正面影响。而且由于这些公司聚焦于细分市场，受舆论关注不多，所以一般也不容易受到环境氛围变化的冲击。

　　大型本土咨询机构：规模较大，在中国市场有较强影响力，但由于管理体制和业务模式问题，难以在创新领域投入，而稍逊的人才素质，也让其难以有效接受创新的影响。虽然这些公司受媒体关注不高，但由于自身机制灵活，往往在变化的环境中更容易获得正面的影响。

　　高人效中小本土咨询：公司规模小，但领域专注、能力较强、人才素质高。这些公司虽然在创新领域投入有限，但是因为高素质的顾问，仍具备通过创新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基础。虽然其规模和品牌知名度有限，但受灵活身段影响，在变化的环境中容易把握机会，获得正面影响。

　　低人效中小本土咨询：这是本土咨询市场的主体，数量众多但能力有限。多数基于特定的关系、产品和资源提供咨询服务，人才素质不高，难以在创新中投入及获益。也缺乏意愿改变自身的能力，只能在既有模式和环境下发展，加之体量普遍小，所以在市场的变化中随波逐流是它们的典型状况。

　　明确了市场当前格局和主要角色特点，我们再来深入讨论一下影响管理咨询行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一般而言，管理咨询行业由于市场结构分散，细分领域跟随客户行业或领域趋势发展而发展的特点，一般在宏观经济增长或下跌的时候，都能够因企业的不同需求而获得增长，所以往往较难判断其增长驱动因素。但是此次新冠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理解管理咨询市场涨落的逻辑雷火竞技平台，。一般而言事物发生变化往往源于复杂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雷火竞技平台，，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而通过慎思行在疫情中期（2022年）和疫后时代（2023年）的两次大范围调研，也给了我们探索咨询行业变化的外因和内因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

　　常规逻辑认为，市场环境好坏将影响咨询行业兴衰。这看似很有道理，因为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市场好了需求自然充足，那么行业增长也就理所应当，反之亦成立。但在对于咨询行业这个特殊的领域，这个结论并不必然正确。因为在很多时候市场环境不好，企业反而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推动了咨询行业的发展。而市场高速发展的时候，机会遍地开花，企业则可能并不需要咨询公司的帮助。所以咨询行业兴衰归根结底还是由客户企业的需求情况和支付意愿决定，而由于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受宏观经济趋势的影响不同，所以从宏观经济到企业，再从企业到咨询公司的三层传导逻辑来看，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并不能作为咨询行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来考虑，而企业市场又过于分散难以准确把握其需求趋势，也就让我们更加难以探知影响咨询行业的外部因素。

　　而如前所述，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两次调研获得了难得的发现。我们的第一次调研开展于2022年5月，正是上海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期。而上海作为中国咨询业重镇，按理说也应该会意味着中国咨询业遭受巨大冲击，但实际调研发现咨询公司普遍认为受冲击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彼时仍有项目在推进，线上工作并不太影响交付。另一方面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短期趋势，隔离时间不会很长，放开之后业务自然会反弹。现实里也确实如此。

　　但我们今年的6月的调研呈现了完全不同情况，虽然疫情已经全面放开，但是经济仍然疲软，并未如约强劲反弹。虽然这客观上可能是因为企业在疫情期间消耗了大量资源，处于疫后疗伤的状态难以大幅度投入，而众多行业和领域的负面消息以及国际局势的不利影响，则进一步形成了广泛性的不良预期，所以一如我们在中所呈现的，这次调研得出的咨询行业年度增长率接近与零，外资咨询还呈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这是过往20年来非常罕见的情况。

　　所以，如果咨询行业的业务普遍持平或下跌，就意味着遍布于市场各个角落、行业和领域的咨询公司都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种寒意最根本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企业由于国内、国际市场的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难以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向，再加上疫情期间自身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冲击，最终才会选择减少投资，保证生存的策略来度过当前的艰难时期。从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政经环境压力形成了企业的不良预期，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而管理咨询作为金额高、不确定性大、作用周期长的一种重大投入，在当前的不利形势和不确定性之下，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企业削减的对象。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种情况在国企、外企、民企和互联网公司等各个客户群体中都有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政经环境压力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影响中国管理咨询行业发展的外因。

　　具体而言，政经环境压力可以被解释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的各种内外部压力。政治方面主要以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为主，包括但不限于中美关系、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中国在各类国际联盟中的地位与作用、两岸关系、贸易战技术战的冲击等等。而经济方面则主要以国内产业转型带来的压力为主，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行业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居民消费市场的总体趋势、政府及私人投资的变化、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等等。因此国际政治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形势疲软都意味着中国的政经环境压力加大，并且自然而然会影响企业对未来预期，让其降低投资愿望而转入生存模式，进而冲击到了咨询行业的发展，这个道理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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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谈到影响咨询行业发展的内因，就需要从咨询行业本身的特点说起。从本质上看，管理咨询行业还是一个以市场信息和人类智慧为基础，通过输出知识降低管理不确定性来创造价值的行业。所以信息自始至终都是管理咨询行业流动的血液和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这也决定了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会受到信息技术演进的深刻冲击。从咨询行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虽然咨询行业本身非常复杂，但其价值链却相对简单，这与咨询服务本身复杂程度高，难以规模化展开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咨询行业的价值链可以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前端主要以品牌影响塑造和项目线索获取为核心，中端则以项目管理和交付为主，而后端则包括延伸服务和客情关系维护。所以从信息技术和价值链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影响咨询行业发展的内在因素。

　　总体来看，虽然咨询行业已有百年历史，但是以人为核心、以团队为主体、以报告为载体，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服务的这个核心模式并未有所改变。但是从我们对全球咨询行业的百年发展历史的研究来看，信息技术对咨询行业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显然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就是PowerPoint的发明。在PowerPoint正式面世前，受制作技术的影响，那时候的咨询报告基本都采取打字及手绘方式，并且通过纸质报告或幻灯机来呈现，不仅制作效率低下，传播效率也难以达到要求。但在PowerPoint面世后，尤其是1995年随微软的视窗系统普及开来以后，咨询公司报告的制作和传播效率大幅度提高，大大提升了咨询行业中端环节的效率，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咨询行业在1980-2000年这20年黄金时代的高速成长。

　　新世纪之后，随着计算机的大范围普及和互联网的兴起，IT咨询开始爆发，并通过ERP等各类信息系统将战略与管理建议落地，推动了企业的规模化和全球化发展。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数字化转型的全新机遇，让长期以来飘在空中的各种建议，可以以软件、设计、产品等等众多方式变成现实，打造了从想法到价值的高速通道。在此阶段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不仅有更多元的媒体和形式大幅提升管理咨询行业前端影响塑造的效率，也有软件、SaaS等产品和服务在后端延伸服务和客情关系维护方面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方式。

　　在2020年后的全新时代，通过我们在中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生成式AI的爆炸性开场，AI的强大能力正在逐渐被咨询公司关注，而各大顶级咨询公司和专业服务机构陆续推出自己的AIGC工具也说明，AI等技术与创新已经在从影响咨询行业价值链的外围，向研究分析和问题解决这个核心环节推进，并最终深刻冲击咨询公司持续百年的工作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技术创新影响正是推动咨询行业不断演化发展的内因。

　　具体而言，技术创新影响可以被解释为，技术演进和模式创新对咨询行业的影响。技术方面主要包括当前或短期未来可以被付诸应用的AIGC、元宇宙、区块链等等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咨询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技术。创新方面主要包括由于技术发展所催生的服务模式创新、交付方式创新、营销推广方式创新、研究和分析方式创新。当然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影响还与咨询公司自身的情况相关，常规而言，如果咨询公司资源充足、投入巨大加上开放的思想和较高的人才素质，往往更容易受到技术创新的正面影响，从而实现咨询服务在效率和质量上的全面提升。反之，咨询公司则很难受到这些技术创新的推动，而在传统模式下止步不前，逐渐被同行和能力快速提升的客户所超越。

　　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本身受到技术创新影响这个内因的驱动，可能会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结果导向的方式，甚至以颠覆性的模式来为企业创造价值。政经环境压力这个外因如果能够逐渐走向正面，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将意味着企业愿意在咨询服务上进行更多的投入。如此，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相信中国管理咨询业将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基于之前对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现状、五个驱动行业发展的主要群体特点的分析，以及对影响咨询行业发展的关键内外部因素的讨论，慎思行以当前时间线年为跨度，以没有其他非市场力量介入为前提，以当前的基线情境为起点，围绕着“中国管理咨询业的未来将会怎样？”这个核心问题，构建了四个走向迥异的情境。

　　未来情境的基点，是当前中国所处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从政经环境压力的维度来看，虽然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围堵，在国内也受到了疫后冲击与经济下行的影响，但从政治层面互有攻守，经济层面基础尤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目前仍在正常范围内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之前的高增长时代和合作型国际氛围相比，中国管理咨询市场的未来确实呈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是近年来管理咨询行业波动较大的原因。

　　技术创新影响虽然已现端倪，但由于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加上AIGC等新技术的应用尚处早期阶段，尚未形成颠覆性影响。虽然AI等新技术的发展不可限量，不过考虑到AI未来过于强大可能带来的危险，国外对AI能力的发展与应用已有进行限制的考虑，因此技术创新会给咨询行业带来怎样的冲击仍然难以明确。

　　所以就当前的中国管理咨询市场而言，除了大型外资咨询机构在探索AI技术外，其他的四个市场群体都在观望之中，而客户对咨询业日益强烈的从建议到结果的要求，已经对咨询公司的服务模式有所冲击，只是尚未形成真正的影响。但是当前的政经环境压力，已经给外资咨询机构形成了明显负面影响。由于经济整体仍显疲软，市场让外资咨询机构受到冲击的同时，给本土咨询带来正面影响却相当有限。

　　总结来看，现在的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正处于巨变的前夜，行业受到疫后冲击，尚处恢复之中，无论是政经环境压力受多方博弈的牵制，还是技术创新影响受不同思潮的冲击，都使其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情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而国际政治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并将因为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冲突达至顶峰，经济方面的合作将在一段时间降至冰点。与此同时，技术与创新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不断实现突破，AI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并开始大范围融入到包括咨询行业在内的脑力工作之中，让咨询行业的工作方式形成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五大主体将发生各自不同的变化。大型外资咨询公司受政经环境压力影响，为保障发达国家市场的核心业务，将逐步撤出中国。而中小型国际咨询机构则受影响有限，将根据自身情况在中国继续选择性地提供服务。受高质量发展对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要求，市场需求将推动中国管理咨询市场继续增长，在这一趋势下，本土咨询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型本土咨询机构将获得更多的市场关注，进一步提升品牌及市场影响，服务更加广泛的市场，但受自身的体制与能力限制，除非大力度转变模式，否则无法在技术创新中更多获益，只能继续面向一般大中型企业市场提供服务保持规模优势。高人效中小咨询机构，受外资机构撤出、高品质服务断档和大量外资顾问涌入的影响，将有更多机会与能力较强的领先企业合作。而那些能够借助自身良好基础，在技术与创新大潮中充分获益的高人效本土咨询机构，将有机会获得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管理咨询业的颠覆性力量。低人效中小咨询机构，初期会因为需求增加而获得额外的增长，但后期随着客户能力和要求的提升发展则将受到限制。

　　但整体来看，由于大型外资机构的撤出，中国咨询业整体价格水平和人效都将有所降低，这不仅会阻碍中国企业获得具有国际视野和领先能力的大型外资咨询机构的服务，也将让本土咨询失去自身发展的标杆。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本身，由于众多强势品牌的撤出也将陷入混战状态，使企业选择高质量咨询服务的难度全面增加，而这个混战局面，直至具备领先实力的本土高水平咨询公司占据市场主导，才会尘埃落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

　　这种情境就政经环境压力而言与情景一相似，但关键的差异在于技术和创新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刻颠覆咨询行业，所有玩家虽然在既有模式上推动了一些渐进式创新，但总体上仍在传统模式下运转。

　　面对国际间重大冲突的产生，大型外资机构依然会在巨大的政经压力下撤出中国市场。而部分非冲突国的中小型外资咨询机构由于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能力积累，以及大型外资咨询机构顾问的涌入，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充实力，在更大范围服务领先的外资、国有和民营企业群体。而高人效本土中小型咨询机构，同样会由于充足的外资顾问人才，而加入到服务中国领先企业的阵营。但由于技术创新的影响有限，这类咨询机构难以获得情境一中的颠覆式发展的机遇，而更有可能基于其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而与中小外资咨询机构一起分享大型外资咨询离开后领先企业形成的顶层市场空缺。

　　内资大型咨询机构，同样会因为本土咨询市场的爆发和关注度的提升而获益，一方面这些机构可以借力品牌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但如果制度和模式仍不改变，其既有的缺陷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使其难以向高人效市场迈进。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内资大型咨询机构，由于管理团队换代等原因，决定向高人效市场转型，那么借助其既有的品牌影响力和客户基础，则很有可能在更有利于内资咨询的大环境下，获得巨大的发展而真正主导市场。而低人效中小型内资咨询机构，同样将会享受本土咨询市场的增长红利，并在既有的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

　　所以整体上看，如果技术和创新无法冲击咨询业现有模式，那么行业各方都难以借助技术创新实现跨域式的发展，而大型国际咨询机构的撤出，将使原来在这个市场基础更好的本土大型咨询机构更有机会整合市场成为新的领导者，但前提是它们与过往的发展方式彻底决裂，并真正走上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但整体上，由于大型外资咨询机构的撤出以及科技带来的颠覆有限，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将受到限制。

　　这种情境与前两种情境有了很大的不同，政经环境压力的降低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在10-15年内，在国际氛围普遍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良好的发展，并已经在包括整体经济规模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达到或者接近了美国的水平，这使民主制的西方国家认为，再度拼尽全力围堵中国已经没有意义，因而将从务实的视角开启与强势中国的合作。最终整个国际形势也将回到全球化与合作发展的主轴，中国企业则将启动更大范围的全球化。而中国的政经环境压力，也将因为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发展而全面降低，为咨询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先进科技在这个阶段也得到了迅速发展，AI等相关技术已经在咨询行业广泛应用，并且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提高了咨询服务的工作效率与品质，咨询公司以此为基础也开始对百年之久的业务模式进行颠覆，并以更强的能力和更大的勇气来承诺和交付客户所需要的结果，这将对全球和中国咨询业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以及高质量发展时代整体氛围的影响下，企业客户也将变得更为成熟，并形成更强的需求。借助中国与欧美有利的合作氛围，大型外资咨询机构将在中国实现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的发展。他们不仅将逐渐从服务领先企业向服务中层企业下沉，也将通过新一代的AI技术和模式创新在更大程度上降低服务成本，提升自身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在更大范围服务中国企业，获得更大的业务增长。而中小型外资咨询机构，仍然专注于既有的细分市场，虽然也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新的能力与优势，但是与大型外资咨询机构的优势相比，自身仍然只能偏安一隅，寻找机会实现更好的发展。

　　本土大型咨询机构的市场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在外资咨询机构技术创新加持的效果攻势和逐渐亲民的价格冲击中逐步难以招架；而且因为这些本土大型机构缺乏外资咨询所拥有的强大海外网络优势，它们无法为中国企业在更大范围出海提供关键性的支撑，也将丧失另一个关键的增长动力。而随着这类机构业务规模的下滑和品牌影响的降低，其内部一些领先团队可能会选择出走，从而进一步降低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而高人效中小咨询机构则可以借助自身良好的基础和在服务品质上的优势，在客户要求逐步提高的时代，首先稳定住在领先企业群体中的优势，然后借助自身良好的人才素质基础和更加灵活的机制大范围借力技术创新，从而在中国企业全面成长的大背景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与国际大型咨询机构走向下沉的相反趋势，进一步向顶层市场延伸发展，并成为推动本土咨询向更高水平发展，逐渐成为能够与外资咨询机构分庭抗礼的力量。

　　低人效中小本土的咨询机构虽然在此情境下仍将保有一定的市场，但随着客户的日渐成熟和能力的不断壮大而提出更高的要求，将使得缺乏自我提升动力和能力的低人效中小本土咨询机构进一步边缘化，扮演一个市场补充者的角色。

　　这种情境的政经环境压力与情境三基本相同，而技术创新对咨询行业的影响有限则与情境二有相似之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咨询行业将不会受到技术的颠覆，而将在原有模式和轨道上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咨询行业的发展将更多受到中国企业客户逐渐走向成熟的驱动。随着企业客户的不断成熟，它们不仅对咨询公司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有了更好的判断力，自身也有了更强大的管理和实施能力，开始能够以更专业的方式与咨询公司展开合作为自身创造价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管理咨询市场的竞争将围绕着公司的专业能力，而非品牌和规模展开。这不仅将使专业能力不足的低人效中小型本土咨询机构受到冲击，也将对倚重品牌影响而非专业能力的本土大型咨询机构带来挑战。而外资中小型咨询公司和高人效中小型本土咨询公司，则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自身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积累和能力优势而受到更多企业的青睐，逐渐成为市场重要的支撑力量。

　　对于大型外资咨询机构来说，随着自身模式的转变和成本的不断优化，也开始更积极地从头部的领先企业向中间层成长型企业和地区市场进军。虽然形成的影响会弱于情境三的情况，但仍将冲击原来本土大型咨询公司的市场。当然这样也会让这些大型外资机构自身进一步本土化，从而更深刻地融入中国的文化氛围，使其外资咨询公司的特性不再那么分明。

　　以上的变化最终将使中国管理咨询市场的层次更加分明，顶层市场虽然仍然被大型外资咨询机构占据，但已经有相应的高人效本土机构开始在这一市场逐步形成优势。在中间市场随着大型外资咨询机构的进一步下沉和本土化，大型本土咨询机构的市场将逐渐被侵占。如果其无法努力摆脱这一局面，最终将和低人效中小型本土咨询机构一起被压制在市场底层难以自拔。总体来看，这种情况下的中国管理咨询市场将因为客户的判断力增强而变得层次更加清晰，企业客户将很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寻求哪类咨询公司的帮助，最终形成了典型发达国家管理咨询市场的结构。

　　综合对比以上四种情境，我们可以发现情境一和情境二由于外资咨询机构的撤出，显然对中国本土咨询业的发展更为有利，但对中国企业获取高品质服务不利。而情境三和情境四则由于外资咨询机构的存在，对中国企业获取高质量的服务更为有利，但却会挤压本土咨询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种情境都很难出现既对本土咨询业有利，也对中国企业有利的局面。造成这个矛盾的关键则在于本土咨询在能力上与外资咨询的差距，以及中国本土咨询在今后的时间里能否有效提升能力，从而满足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复杂需求，我们相信这也将是中国本土咨询业未来10年将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由于政经环境压力和技术创新影响的不可预测性。以上四种情境中的任何一种，以单纯方式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都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们所选择的影响咨询行业发展的内因（技术创新影响）和外因（政经环境压力）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管理咨询的未来就有可能是以上这四种情境中某些情境的融合。当然我们在以上情境中提出的很多设想或许有些天马行空，但是这也正是情景规划法的妙处所在，即设想那些按照常规逻辑完全不敢想象的画面，从而获得对未来可能更全面的理解。因为未来在很多时候并不遵循现在的发展逻辑。

　　当然前面种种对于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未来情境的描述或许有些想象过度，以至于会有人开始质疑这种夸张的设想是否真的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其实想象力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本能之一，它不仅会帮助人们构建未来的大致图景，也会通过这些设想明确自身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从而助力人类更好地融入和改变世界。从百年前儒勒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对潜水艇的设想，到如今众多科幻片对未来科技的种种夸张的设定，其实很多想象已经在人类的持续努力中变成了现实。所以从设想到现实有时也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而对于管理咨询领域来说，俄乌冲突开始后的俄罗斯咨询行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情景二真正发生的现实。

　　以经济视角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作为原苏联体系的核心虽然保存了的绝大多数遗产，但由于内在实力的不足、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和寡头垄断的盛行，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乌克兰的分离和工业体系的拆分，也导致俄罗斯的整体经济更加依赖以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为核心的单一经济模式。这最终使得俄罗斯再工业化路程变得异常艰难，甚至一度被美国嘲笑为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但从政治视角来看，俄罗斯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巨量的核武储备，仍然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影响者。从俄罗斯的国家理想而言，恢复往日的辉煌一直是其努力的方向。这也就有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和西方国家的密集制裁。而随着北约东扩的趋势愈发明显，最终使得俄罗斯放弃了融入西方阵营的幻想，并在2022年初导致了俄乌冲突的爆发。

　　基于俄罗斯本身有限的经济规模和产业发展的单一性，虽然众多大型国际咨询公司和专业服务机构在俄罗斯市场已经耕耘超过30年，但受限于俄罗斯的经济特点和不甚稳定的发展态势，俄罗斯管理咨询市场在2014年前的最好时代也从未超过10亿美元，近期更是一直在5亿美元左右徘徊，按照我们在中对国家咨询市场的归类，俄罗斯管理咨询业只能被归类到发展中市场群体中。这也使得外资咨询机构在俄罗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本土咨询机构则始终发展有限。

　　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正式爆发之后，在俄大型外资咨询和专业服务机构从意识形态和保护本国核心市场的考虑出发，迅速做出反应，陆续撤出俄罗斯市场。5月，美国和英国官方也陆续宣布禁止本国机构向俄罗斯境内任何主体提供会计、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从而加速了外资咨询机构撤出俄罗斯市场的进程。

　　据乌克兰官方研究机构的统计，有接近50家国际专业服务机构退出或正在退出俄罗斯市场，涉及在俄总收入超过12亿美元，涉及超过3万名各类专业服务人士，其中不仅包括三家全球最顶尖的战略咨询机构，也包括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大型信息技术专业服务商，这几家机构覆盖了超过9亿美元的收入和超过17000名专业服务人士，对俄罗斯管理咨询市场形成了重大的冲击。

　　从我们近期的研究来看，除了部分规模较小的国际咨询机构仍继续在俄罗斯运营外，绝大多数大型咨询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已经正式退出或者渐进退出俄罗斯市场。这些机构在俄罗斯的业务，最终则由相关公司之前的合伙人团队收购，保留了原有的人员配置、资产和安排，然后通过变更品牌成为俄罗斯本地公司的方式，重启了在俄罗斯境内的运转和服务。这些改变最终使俄罗斯管理咨询市场的结构，发生了从外资咨询机构主导到本土咨询机构主导的颠覆式局面。

　　总结来看，与其他重资产行业不同，咨询公司这类专业服务机构撤出国家市场的难度相对较低，与我们之前在情景二中的设想相似，国际大型咨询机构由于品牌影响大，受关注度高，因此也承受了更大的欧美国家舆论压力，较早地做出了撤出俄罗斯市场的决定，但是规模较小的非冲突国家的外资咨询机构更多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受市场关注有限，另一方面，在这种市场结构的巨变之下，中小型外资咨询机构也可能获得独特的发展机会。

　　虽然我们没有能够找到俄罗斯本土咨询机构在市场巨变中受到影响的相关信息，但是可以相信它们应该会受到更多正面而非负面的影响，只是就体量和品牌影响来看，这些俄罗斯本土咨询机构难以影响咨询市场的整体格局。俄罗斯情境对我们之前提到的情境二的重要补充则是，大型国际咨询机构撤出俄罗斯的方式并不一定是解散所属机构，更多是通过管理层收购的方式，让其转变为具有外资咨询基因的本土咨询机构，从而继续在市场上运转。

　　这种方式虽然会对这些机构的品牌和影响形成明显的打击，也让其脱离了原有全球服务网络的支持，但相信凭借庞大的人力、成熟的体系和充足的资源，他们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恢复，并有可能以类似情景一中新王崛起的方式再度占据中国管理咨询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市场巨震都将给俄罗斯本土咨询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甚至巨大的发展机会，这与情景二的结论非常相似。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考虑到俄罗斯市场受欧美制裁的影响，以及大量外资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的现实，俄罗斯管理咨询市场未来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变数。

　　对于中国管理咨询业来说，无论中国处于情景一和情境二中相对困难的发展局面，还是处于情境三和情境四中相对有利的发展局面。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中国，未来的十年都是至关重要的十年，同时也是充满挑战与危机的十年。政治方面，如果面对统一大势，局部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将影响和损失降到最小，显然是必要而合理的选择。经济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远超俄罗斯，强大综合国力也让身处中美两强竞争之中的其他国家，不太可能采取一边倒的选择，而是根据现实力量和趋势变化做出更为有利自身的决策。所以无论是世界最终将分裂成为两大对立的阵营，还是其他国家在巨人竞争中逐渐形成其他的力量，我们都认为大范围的热战不太符合未来世界发展的主流。

　　随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不断强大，中国企业在更大范围出海也将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从上世纪1980到2000年欧美企业大范围全球化的趋势来看，正是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需要不断发现新机会，需要提升自身规模化发展和全球化化管理能力等等这些需求的出现，才使得全球咨询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大胆设想，2030年后中国企业的大范围全球化，也将带来中国管理咨询业发展的新机遇。这也涉及到我们展开本系列研究，在对本土咨询公司的访谈过程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即“中国管理咨询业何时能够走向海外？”。客观地说，从当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还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话题，但是基于我们对全球咨询行业和领先国际管理咨询机构的长期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出明确的设想，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达成这样的目的，需要满足四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文化说服力，即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位居第一成为全球发展的领导者，并铸就了充分的文化自信，形成了对外输出的基础。因为从本质上讲，咨询行业出海是一种本地文化与经验的输出，而这种输出毫无疑问需要以成功者的优势作为起点，才能在更大范围上获得目标市场国家和企业的信任。

　　第二个条件是标杆说服力，即中国已经拥有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的全球标杆企业，并形成了独到的企业管理逻辑。因为对于咨询服务来说，对领先企业展开标杆分析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中国咨询机构在各行各业拿不出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和管理创新的中国企业成功案例，也很难说服其他国家客户采用中国企业的管理方法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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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条件是方法说服力，即中国已经创立源于中国但适用全球的管理理论创新，从而成为了新时代全球管理理论创新的引领者。因为对咨询机构来说，管理理论与框架的创新是咨询公司帮助企业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武器。如果在这方面缺乏创新，自然很难让中国咨询机构在海外实现规模化发展。

　　第四个条件是模式说服力，即中国已经通过技术创新构建了全新的咨询服务模式，从而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性价比来解决海外企业出现的管理问题。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它们早已经接受过欧美领先咨询公司的服务，如果中国咨询机构出海想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能够通过独特的模式获得客户的青睐。

　　从目前的来看，第一个条件基于众多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预测，预计可以在2028-2035这个时间段内实现。对于第二个条件来说，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历经数十年的发展，虽然已经拥有巨大的规模和全球的影响，并且在全球500强中占据了多数位置，但是真正能够作为全球标杆的企业还比较罕见。但是，未来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相信标杆企业的数量会进一步增加，并将逐步达成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如中所述，中国商业教育的基础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虽然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已经在局部取得领先，但与之相匹配的管理理论研究和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仍相当落后。之前提到欧美企业在1980-2000年代的全球化发展，也是推动西方战略和管理理论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的10-15年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对于最后一个条件的实现，需要中国科技界和咨询界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科技界需要进一步推动AI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促进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咨询界则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更多融入科技创新的影响，改变传统的业务模式，真正打造出源于中国，优势独特的服务模式，在全球咨询市场中逐步占据一席之地。

　　由此来看，以上这四个条件的达成既非难如登天，但也绝非易事。这不是中国管理咨询业本身努力所能覆盖，而有赖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学术机构、科技界和咨询行业的共同努力。而这并不属于我们之前设想的任何一种情境，而是需要我们跨界合作，投入巨大努力和执着耐心去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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